尽管美国法律的应对方式似乎没有太大变化——转向保守的政府试图在联邦最高法院任命更多持保守主义立场的大法官，九位大法官在各种敏感问题上的判决意见始终保持微妙的平衡，但科技的影响无所不在，也侵蚀着审判制度。

进入专题： 社科法学 法教义学 。第三章为通过主观程序正义的法律治理。

该课题分为八章，其中第四、第六章作者为王凌皞，其余章节作者为郭春镇。这一自发秩序产生的原因受必然性因素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比如，当一个人在雨天跟另一个人说：外面在下大雨。但是我看到了《最强大脑》的其他节目，在这些节目中，参赛的选手们时常有令人惊叹的表演，甚至有些表演可以用奇迹或神迹这一词汇来形容。基于此，课题组的研究分为两大部分，上篇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研究法学，下篇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究法学。

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原本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的经济理性解释理论，在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则更进一步凸显其所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他带着满满的情怀，对读者进行了提醒：法教义学是有祖国的，社科法学却是一个浪荡子。不融贯批评实际上预设了合取论。

另一方面仍然承认权利具有独立地位。道德仍然会介入到权利实践中，但权利亦有其独立的地位。其二，在一个对终极价值存在深刻分歧的多元社会中，权利为社会合作提供了中间结论。其中，I是权利对象Y对权利人X所具有的利益。

因此，权利不只是保护选择，还指引选择。由于该原则在逻辑上是先于且独立于权利的，我们有理由将其视为调整性规则。

因此，在第一部分，笔者将阐明做错事之权利的确切含义，说明其为何不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我们可以将此观点称为两难困境论题。其一是先确定什么是道德所要求的，再将其它对象交由权利处理〔[〔〕 参见[美]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55-57页。

例如，婚姻对个人福祉是有价值的，但被迫的婚姻却不会对个人福祉做出贡献。在很多情形下，我们面对的都是具体权利问题。如果将权利理解为对自由和主张权的合取，做错事之权利的概念就会面对不融贯批评。例如，动物的福祉不具有终极价值，所以动物缺乏拥有权利的能力，而个人福祉则具有终极价值，因此，个人具有拥有权利的能力。

这是因为权利与道德仍然存在重要的功能分工：权利可以对根据I获得证成的个人选择予以保护，但其保护方式只是要求义务人采取或不采取相关行动，而不要求其接受权利主体对选择的道德评价。例如，演讲的具体权利，由表达自由的一般权利证成。

但是，由于职业选择的重要性本身就可以证成一项职业选择自由的权利，我也可以不诉诸于利益，而是直接用权利进行回应。假设Q对该要求之道德评价不足以支持一项义务断言，他将不会将该要求视为一项义务，P也不能将Q置于义务之下。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427页。而做错事的权利意味着某些错误行为，在某个社会的权利保护惯例许可的范围内，拥有了证成一般权利的利益I，满足作为权利保护的最低条件。其次，权利和道德都可以适用于同一行为领域，不会产生两难困境。该权利的存在不仅凸显了权利的内在道德与行为对错之道德之间确实存在重要的功能分工，也指出了两者相互依赖和合作的关系。我们可以将此观点称为选择不可能论题。按照沃尔德伦的观点，权利的独立性体现在其与道德的功能分工，而不是适用领域上的分工。

做错事之权利就寄生在这一裂缝中。我们经常做道德上错误的事，并且认为有权利这么做。

根据这一理解，尊重以自主为核心的个人福祉，就不只是外在于权利的道德原则或目标，还是权利的构成性要素，因而从构成的意义上说，该道德原则也是权利的内在道德。如果我们根据P因最佳或充分地实现了I而对Y1拥有权利，来确定一个行为是否应该作为权利保护，个人选择也不再具有独立地位，权利就会变成特殊的价值推理，反而会使权利实践变得充满争议。

证成一般权利之利益可能具有多个面向，而利益的实现总是程度性的。不存在一个判断某个行动是否最佳或充分地实现了I的标准。

〔[〔〕  See Joseph Raz, The Morality of Freedo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391.]〕而权利只能在一个将自主视为个人福祉核心要素的文化中才能出现并繁荣发展。我们该如何确定权利保护哪些选择呢？根据其功能分工理论，权利只保护选择而不能提供指引，所以，似乎权利应该保护哪些选择，只能由外部道德决定。在某些社会环境下，非自主的方式可能更适合提高个人福祉。其它权利只有能够被视为一种道德权利或被道德权利支持时，才能具有规范性力量。

]〕但概念分析也界定了证成的目标：任何对做错事之权利的辩护，都应该说明这两个命题为何可以同时为真。二、权利与选择的重要性 既然做错事的权利只是单取了反对干涉的主张权，对该权利的辩护就需要说明反对干涉的理由。

因此，下述情形完全是可能的：根据道德的要求，P不应该做A。转引自[美] J.沃尔德伦：《做错事的权利》，朱万润译，载《世界哲学》2012年第4期, 第45-61页。

〔[〔〕 例如，迈尔顿抱怨说：原本任意而反复无常的行为，当作为权利之履行时就变得更具合理性。与沃尔德伦相比，拉兹似乎更倾向于调和下述两种主张：一方面将权利与某些重大利益关联起来。

因此，权利总是以财产、表达、婚姻、出版等抽象范畴指称权利对象，且使用中性词汇来界定权利所要求的行动，以便更好地向各种已存在或尚不存在的合理选择保持开放。拉兹认为权利不仅关联着特定义务，还是要求他人负担特定义务的规范性基础（the normative grounds）。拉兹所谓的拥有权利的能力，不只是指理解和行使权利的能力，而是强调只有其福祉具有终极价值（ultimate value）者，才有资格成为权利主体。例如，商业言论虽然具有重要利益，但不具有表达自由权指向的利益，就不得被当作表达自由的权利来保护。

沃尔德伦认为采取这种功能分工的观点，既可以解释权利的独立性，也不会导致两难困境。就选择不可能论题而言，一些理论家已经指出，即使将权利对象限定在道德许可的选项中，选择仍然是可能和重要的。

进入专题： 权利的内在道德 权利的独立性 。但如果承认P有选择做错事的自由，则仍然无法回应麦基的批评。

第三部分通过发展拉兹版本的权利利益论，论证了权利具有内在道德，不但保护选择，也指引选择和对选择的保护，同时可以更合理地解释权利与道德的功能分工。在某些行动中，证成一项权利的利益I，可能会被其他对个人福祉来说更重要的利益胜出，该行为也会失去作为权利保护的基础。